作者：劉旭然（北京電子科技學院管理系講師）
近期部署啟動的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，是今年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，也成為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。3月5日，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：“要認真組織開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學習教育，引導廣大黨員干部落實‘立黨為公、為民造福、科學決策、真抓實干’總要求，創造經得起實踐、人民、歷史檢驗的實績。”
目前，數字化浪潮的深度滲透，正從根本上重塑著基層治理的形態與邏輯。從“上面千條線，下面一根針”的傳統模式，到借助云計算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技術“一網通辦”“一網統管”，數字技術無疑為提升治理效能、拓展服務邊界提供了強大動能。然而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一種新型的治理異化現象——“數字形式主義”悄然滋生。它并非簡單的技術應用不當，而是在錯誤政績觀影響下形式主義“老問題”的“新變種”，將基層干部困于“指尖”，甚至危及公共部門形象，致使“數字賦能”異化為“數字負能”。深入剖析這一現象的癥候、成因與治理路徑，對于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。
數字形式主義的主要表現
數字形式主義，又被稱為“指尖上的形式主義”，是形式主義問題在數字化背景下的變異、翻新。它披著信息化、高效化的科技外衣，實則脫離了實事求是的初衷，在實踐中呈現出多種表現。
一是痕跡管理的過度化與虛假化。留痕管理的本意是通過檔案、臺賬等方式確保工作成效有“跡”可循。但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，過程管理卻被各種計量化、可視化的數據指標所替代，異化為“過度留痕”甚至“虛假留痕”。基層干部不得不為了打卡簽到、拍照上傳、軌跡定位而忙得團團轉，工作現場變成了秀場，曬調研里程、曬加班成為日常任務。這種一拍了事、照過即做過的機械操作，實質是以形式上的數字履職替代實質性的問題解決。
二是平臺建設的碎片化與空殼化。部分地區和部門將數字化轉型簡單等同于建設數字平臺，在缺乏需求調研論證和集約統籌規劃的情況下，盲目上馬各類政務應用程序、工作群和公眾賬號。這導致一些突出問題：功能重疊、數據壁壘森嚴，“條條”與“塊塊”各自為政，形成數據孤島，基層人員面對多個系統需多頭填報、重復錄入；平臺脫離實際，淪為建而不用、建而難用的“僵尸系統”或僅供參觀的“花瓶工程”，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。
三是考核評價的數字化與唯量化。當可量化的數據指標成為監督考核的主要甚至唯一依據時，便催生了數字崇拜式的政績觀。上級部門過度依賴登錄率、轉發量、點贊數、積分排名等表面數據進行評價，迫使基層在數據上做文章。為了在晉升錦標賽中脫穎而出或規避問責風險，個別基層單位不惜數據注水、刷分造假，甚至以包裝式應對來替代扎實工作，嚴重擾亂了基層政治生態。
四是治理邏輯的算法化與中心化。基層治理本是一個依賴經驗判斷、情境適配和靈活應變的場域。然而，隨著算法邏輯的強勢介入，部分地區出現了技術主導的治理傾向。系統派單成為執法的唯一依據，未被平臺標注的問題即便群眾反映強烈也可能被忽略；算法識別即便與實際情況存在細微偏差，也迫使基層進行機械式執法，極大地壓縮了自由裁量空間，導致治理行為脫離實際、脫離群眾。
正確政績觀缺失是根源
數字形式主義的滋生蔓延，絕非單純的技術問題，而是缺失正確政績觀造成的技術、組織與制度等因素交織錯配的產物。
一是數字治理情境下錯誤的政績觀。部分領導干部對數字治理的理解存在誤區，將開發了多少政務應用程序、上線了多少系統視為顯性的技術政績，熱衷于追求“高大上”的創新和數據亮眼的包裝，卻往往忽視了技術的應用效能和群眾的獲得感。這種“重建設、輕運營”“重留痕、輕實效”的政績觀，使數字平臺異化為裝點門面的道具，反映出形式主義思維在新技術條件下的頑固延續。
二是考核評價機制的“指揮棒”偏差。考核評價機制是引導行為的風向標。在當前的考核體系中，受信息不對稱和上級注意力的影響，導致過度依賴清晰、直觀的量化指標成為一種管理上的捷徑。然而，這種以數據論英雄的方式，與復雜多變的基層治理實踐形成巨大的張力。當考核的重心落在打卡率、響應率等表面數據上，而忽視群眾滿意度和問題解決率等實質成效時，就形成了以手段替代目的的目標置換，倒逼基層在形式上“內卷”。
三是壓力型機制下的避責邏輯。基層處于行政層級的末端，長期面臨著“上面千條線”的多頭管理和層層加碼的壓力。在“責任層層下壓、事權財權不匹配”的擠壓性困境中，數字技術被上級部門用作強化監督考核的新型工具，使得過程控制的剛性約束空前增強。面對超載的任務和問責風險，處于弱勢地位的基層干部漸漸形成“留痕自保”的行動邏輯，自然而然地認為既然干得好不如數好看，于是通過制造“完美”的數字痕跡來規避責任，便成為一種無奈的理性選擇。
四是技術與組織的結構性脫嵌。數字治理的核心在于技術與業務的深度融合，但現實中經常出現“兩張皮”的現象。一方面，部分數字平臺的開發缺乏對基層實際場景的深度調研，功能設計與用戶需求錯位，操作復雜難用，不僅未能優化業務流程，反而增加了額外的學習成本和運維負擔。另一方面，信息技術未能有效超越科層結構壁壘，部門間的數字協同難題依然存在，不合理的平臺結構反過來又固化了條塊分割的組織慣性，使得數字化淪為對傳統工作模式的簡單復制而非進階升華。
讓數字治理回歸“為民服務”的初心
破除數字形式主義，讓基層治理回歸實效，需要以本次學習教育為契機，從價值理念、制度機制、技術應用和監督網絡等方面進行系統性糾偏。
一是匡正價值理念，樹立實效導向的政績觀。必須深刻認識到，數字技術是服務于治理目標的工具，而非目的本身。要引導廣大干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，把群眾滿意度、問題解決率作為衡量數字治理成效的核心指標。要充分深入群眾，解決真問題，推動工作導向從“數據好看”向“群眾好評”轉變，從源頭上遏制數字政績觀沖動。
二是深化機制改革，構建科學有效的制度體系。整治數字形式主義關鍵在于斬斷其背后的制度性鏈條。要優化考核評價機制，綜合運用多元考評方式，降低可量化的表面指標權重，強化對過程實效和治理效能的評價。要建立健全權責清單，通過明晰基層職責事項，解決因責任無限擴大而產生的加碼與加壓問題，為基層干部擔當作為提供制度保障。要完善平臺統籌管理，嚴格落實中央《關于防治“指尖上的形式主義”的若干意見》，加強統籌規劃和立項審核，健全政務應用程序的準入、整合與退出機制，從源頭上遏制多頭開發、重復建設亂象。
三是強化技術賦能，打造按需互聯的共享平臺。技術問題還需通過技術的完善來解決。要著力打破數據壁壘，加快數據“一表通”建設，建立完善跨部門數據共享交換機制，推動數據向基層回流，實現一處錄入、共享復用，切實解決多頭填報、重復錄入的頑疾。同時，數字平臺的設計應堅持以用戶為中心，注重功能聚合與界面優化，提升用戶體驗和實用效能，確保技術能夠真正服務于實際辦理需求而非制造新的麻煩。
四是暢通反饋渠道，建立多元參與的監督網絡。防范數字形式主義偏差，需加強和改進監督反饋機制，形成上下聯動的監督閉環。一方面，要暢通基層干部的意見反饋渠道，讓他們對不合理的數字負擔有地方說、有途徑改，使技術應用能夠緊貼工作實際需求。另一方面，要將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問題納入社會和群眾監督范圍，探索引入第三方評估和交叉互評，讓治理實效接受實踐和人民的檢驗。
總之，數字形式主義是數字化轉型進程中需謹慎跨越的陷阱，它警示莫讓“數字賦能”變為“數字負能”。愈是技術發展進步，愈應堅守為民服務的初心和腳踏實地的作風。唯有樹立和踐行正確的政績觀，堅持做到以人民為中心，求真務實、擔當作為，破除數字形式主義積弊，才能使廣大基層干部從數字負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，才能將數字技術的潛能真正轉化為基層治理的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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